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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的诗歌是中国文学遗产的瑰宝,影响之大,在当时就远达海外。李白与杜甫当然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,在海外,白居易的名声并不亚于李白与杜甫。

  白居易的牡丹诗,白居易的诗歌自有十分显著的特点,题材之广泛、内容之丰富非任何诗人所能比拟,超越了“诗言志,文载道”的范畴。举例言之,他对当时音乐、舞蹈的诗歌就数量既多,而且绘声绘影,弥补了史书留下的巨大空白。

  欣赏牡丹是唐代朝野都流行的时尚,诗人题咏牡丹更是蔚成风气,但绝大部分诗人都是集中在赞美牡丹的“国色天香”方面,佳句丽词,连篇累牍。在这方面,白居易也不例外,但是,他经常想得更多,看得更远,可以说没有模仿前人,更未落入俗套。兹举三方面论证之。

  李白与杜甫的友谊非同一般,由于李白有时狂放到了狂妄的程度,又经常遭人嫉忌,因此出现了“世人皆欲杀”的气氛,而杜甫依旧“吾意独怜才”。白居易与元稹的友谊有过之无不及,他们不仅在生活上能相互关怀,而且对政治、文学的看法也极其近似,所以当时就被认是同一流派的诗人,而有了“元白体”之说。

  白居易、元稹曾同时在朝为官多年,不仅彼此唱和,一起听歌、赏花、饮酒,也是常事。长安与洛阳都以种植牡丹、观赏牡丹为风流韵事,骚人墨客自然也写了大量关于观赏牡丹的诗。

  必须说明的是,当时既无公园或植物园一类设施,御花园或宰相府等又不对外开放。幸而佛教的寺院极多,颇具规模的,也就在花木方面设法吸引文人、富豪或闺秀。“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”写的是常熟虞山的破山寺,长安、洛阳的寺院则有过之无不及。

  人们有一种习性,喜爱与良友或亲人共赏良辰美景的兴趣,如果良友或亲人不在身边,会因此感到万分遗憾。一般人遗憾在心而已,而诗人则在触景生情之余,非把这种遗憾表达出来不可。

  在长安、在洛阳,我们说“冠盖满京华”,确实如此。但是另一方面,官场又如棋局,瞬息万变。往往声势显赫的高官顷刻之间成了阶下囚。因此,白居易、元稹共同观赏牡丹之诗尚未发现。元稹曾贬往荆州,白居易曾贬往江州(九江),有时互通音讯都困难,甚至生死存亡两不知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,白居易写了《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》:

  这是白居易第三次来西明寺观赏牡丹花,像这样的赏心乐事,最理想的伙伴当然是元稹。但是,元稹身任监察御史,奉命去四川彻查任敬仲等贪官,他雷厉风行,把贪官的罪状查得一清二楚,反而引起众官员的恐惧,受到了中伤。回长安之际,夫人病逝。皇帝李纯不仅没有对他嘉奖,反而下令“分务东台”,把元稹赶出长安,派往洛阳去了。洛阳原来地方上的势力十分嚣张,使元稹陷于困境。

  就这样,白居易心情十分沉重地单独来西明寺观赏牡丹,知元稹不仅没有能随同前来,“东都去未回”,吉凶难卜。赏心不成,反而伤心,何乐之有呢?

  原来元稹在东都洛阳千方百计婉拒了贪官的拉拢收买,尽可能做了些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,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返回长安之际,870850金沙登录再一次遭到权贵、宦官们的打击。不仅没有受到皇帝李纯的嘉奖,反而贬官为江陵士曹参军,江陵离长安相当远,级别则士曹参军远低于监察御史。元稹当然不能违抗圣旨,仓促就道南下赴任所。

  白居易再一次未能与元稹共赏西明寺牡丹,但是他要重温从前共赏牡丹的旧梦,还是单独一个人来到了西明寺。结果自然无法愉快,只有挥之不去的惆怅。

  白居易绝大部分的诗都通畅流利,明白如日常语言。所想所感,跃然纸上。但这两首题咏西明寺牡丹的诗却一反常态,除了怀念元稹之外,似乎再没有别的内容了。

  一笔未提牡丹的国色天香,也未写到西明寺观花者的高车驷马,或鬟光钗影,似乎有些无病呻吟。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,他为元稹的遭遇、朝政腐败怒不可遏。只是勉强克制自己,隐忍未发罢了。这种隐忍毕竟是有限度的,早在元稹赴洛阳之时,白居易情不自禁,竟写了一首《别元九后咏所怀》:“相知岂在多,但问同不同。同心人一去,坐觉长安空。”此诗被认为心目中竟都没有皇上,更能说明他未能与元稹同赏牡丹的失落感,但遗留下无穷后患,为白居易和元稹后来的遭遇都增加了许多不幸的因素。

  这两首题咏西明寺牡丹的诗和所有题咏牡丹的诗都不同,可以说是借题发挥,却又发挥得不够明朗,不够透彻,如果不明了当时的政局,更加莫名其妙。的确属于“另类”。

  话说回来,白居易一而再地为不能与元稹同赏西明寺牡丹而无限遗憾、无限惆怅,并通过这两首诗转弯抹角地表示对皇帝李纯的失望,对朝政混乱的忿慨,却也正好说明了观赏牡丹是当时最流行的风尚,是士大夫们精神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。白居易对牡丹花的国色天香的赞誉也就全都蕴藏在诗的内涵之中了。在这方面,任何诗人的牡丹诗都无法与之比美了。

  阶前,点明了地点,应该证实了白居易家中也种了牡丹,当然数量也不一定多,品种也有限,无法和唐玄宗宫禁中或杨国忠相府中的牡丹去比较。他确实喜爱牡丹花,所以才种植,而且写了这首诗。

  花开花落,乃是大自然的规律,任何花都不例外,何惜之有?原因恐怕也有复杂之处,范成大《再赋简养正》“一年春色摧残尽,更觅姚黄魏紫看”,说明牡丹是春天最晚开放的,牡丹花凋谢之后,春天也就过去了。这“惜牡丹花”其实也是惜春。

  “两枝残”到真的“摧残尽”在时间上还有一定的距离,敏感的诗人或有经验的老农感觉和一般人不太一样,那是必然的。举例来说,“秋风吹渭水,落叶满长安”的景象乃是典型的秋色,但人们却早有“一叶知秋”之说了。

  “晚来唯有两枝残”的“晚来”也至关重要,如果“晚来”,那末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细细欣赏,正因为时间已是“晚来”,一整夜的天气变化无法推测,他心中无数。按常情也许明天仍旧“晚来唯有两枝残”,他担心如果起较大的风,那末第三枝、第四枝……难免被吹尽。在这种心态怂恿之下,于是“夜惜把火看”。

  当然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惆怅心情,不仅白居易是如此,可以说人皆有之,但“夜惜衰红把火看”是否从白居易开始呢?追寻来龙去脉,也颇有趣。

  《古诗十九首》:“人生不满百,常怀千年忧。昼短苦夜长,何不秉烛游。”曹丕《与吴质书》:“古人秉烛夜游,良有以也。”他们所说的“秉烛夜游”语焉不详。在何处游?有何具体活动?无从得知。

  幸而早在白居易之前,李白写了《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》,他之所以举行这次宴会,十之八九是从《古诗十九首》、曹丕《与吴质书》等诗文受到了启发,否则的话,在这篇极短的序文中不会照搬“古人秉烛夜游,良有以也”的原文。序文虽短,内容仍较丰富,既有“咏歌”,也有“清谈”,这次宴会在桃李园中举行,观赏桃花、李花,自然不在话下。桃花、李花开得比较早,比牡丹花早开一个多月。李白感到“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”,因而要抢时间去多享受一些人生乐趣,所以又在夜晚进行这些活动。更何况牡丹花已是“一年春色摧残尽”的最后一轮的春花呢?

  李白的《清平调词》三首,也可能对白居易有一定影响,因为唐玄宗召见李白为之作新词,歌咏他“名花倾国两相欢”这一风流韵事的时间,据记载也在夜里,而不是在白天。所不同者,前者是李白主动举行的宴会,后者是李白被动为旧曲填制新词而已。

  我们可以设想,桃李园中的宴会是在烛光中举行的,李白题咏月光、月色的诗歌无其数,此文则一笔未提月光月色也。一切活动自然都离不开烛光,否则宴会在黑暗中进行,无异捉迷藏,岂不辜负了桃李园的大好春色。而且文章的开头也不必去引用“古人秉烛夜游,良有以也”了。

  《清平调词》三首也只字未提月光、月色,李白能看到“一枝红艳露凝香”的牡丹花,能看到“沉香亭北倚阑干”的杨贵妃,也只能凭借烛光。

  所以我认为白居易“夜惜衰红把火看”绝不是偶然的灵机一动,也不是故意的自作多情,吴质、李白等人的诗文和行动对他都有影响,他本人的生活情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,然后写作出了《惜牡丹花》。

  或曰原注:“一首翰林院北厅花下作”,是个疑问。白居易不可能到了晚上不回府中,而在翰林院北厅“把火看”牡丹也。《惜牡丹花》共有二首,也许另一首是在“翰林院北厅花下作”。

  《惜牡丹花》的惆怅,使后世的诗人不知不觉之间,萌发了同感,有人认为李商隐《花下醉》:“客散酒醒深夜后,更持红烛赏残花。”就是一例,“两枝残”,“残花”都突出了“残”字。至于苏东坡的《海棠》:“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”,其艺术手法也极近似,不过此花并非牡丹而是海棠。

  诗人对事物的感觉特别灵敏,中外古今基本上都如此。白居易看到牡丹“两枝残”,就为即将“吹尽”而惆怅不过是知名度较广的事例而已。

  有元璟其人,《马家山》诗谓:“天公领略诗人意,不遣花开到十分。”似乎灵敏过甚,不一定是真的感受。与《惜牡丹花》相比,显得不够自然,不够淳朴。

  唐代诗人之中,白居易还算是比较幸运的,出身于书香之家,受到良好教育,走上宦途之后,虽曾贬官江州,却非荒蛮边陲,不过地方低洼潮湿而已。出任杭州知府,却是众人祈盼的差使。致仕时为刑部尚书,已经是品位极高的高官了。

  此人酷爱艺术,对精神生活非常重视,琴棋书画诗酒花,无不在行。他喜爱牡丹,并写了大量关于牡丹的诗原在意料之中。与众诗人不同的是他在任何时候都对民间疾苦,关怀之至。在任何职位上,都做了许多纾解民困的实事。他从来没有生活穷困得断餐断顿,或衣衫褴褛。他在欣赏牡丹之时,没有满足于国色天香的享受。仍旧为平民百姓而鸣不平,为社会上贫富悬殊而叹息,这是任何欣赏牡丹的诗所望尘莫及的,例如《买花》:

  在原则上,牡丹花在百花丛中显得相当突出,白居易自己也喜爱,当然不反对大家去观赏,如果视若无睹,反倒不合情理。但是牡丹花毕竟不如粮食那样能充饥,棉花那样能御寒,观赏也得有个分寸。风气所趋,居然到了“人人迷不悟”的地步,白居易在观赏之余,作了反思。

  这首诗对众人种植牡丹所付出的劳动,作了多方面的记叙,“上张幄幕庇”,就像我们现在用塑料薄膜罩那样防风防雨,保持一定温度,那得花多少人工、时间,何况还要“旁织笆篱护”,可以说保护得无微不至。“水洒复泥封”那是要求一定的湿度水不能多,多了根要溃烂,少了整棵牡丹必将干枯。作为商品,牡丹从种植者手中先要进入市场,又成了风靡一时之礼品,不免在亲友或上下级之间送来送去,确是名贵的稀有品种,则将再转送到高官府邸或宫廷,这一切也得耗费不少人力物力,价钱要逐步递增。

  所以“灼灼百朵红,戋戋五束素”,一百朵红的牡丹花的代价居然要二十五匹帛,价钱之贵,不合理到极点,但是仍旧有人来买。买者自己移植园林中,还是赠给权贵就不得而知了。

  白居易认为“一丛深色花,十户中人赋”的现象十分不合理,他为之痛心疾首,发出了呼吁,用现在的语言来说,“十户中人赋”那就是辛辛苦苦从事劳动者的纳税人的钱,被少数人拿去享乐了。

  也有读者过于天真,认为真的“有一田舍翁,偶来买花处”,看到这种情景,“低头独长叹”。当然不能排除白居易此诗全部是实录,事实上不一定有田舍翁来到了买花处,白居易本人也会为之长叹的。

  何以见得呢?白居易写了大量倾诉民间疾苦的诗,《卖炭翁》:“卖炭得钱何所营?身上衣裳口中食”,就靠卖炭活下去的。但是在“手持文书”的“宫使”面前,卖炭翁只能自认晦气,对方付一点象征性的钱已是幸运,全部没收,卖炭翁也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听。简直是暗无天日。《缭绫》也是对官府,对朝廷的口诛笔伐,都没有借用第三者的“叹息”。

  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更秉笔直书“从此君王不早朝”,斥责唐玄宗李隆基沉迷于声色不理朝政,断送了“天宝之治”,为老百姓带来无穷灾难。经过多年,依旧难以改变局面,依旧“田园寥落干戈后,骨肉流离道路中”,这诗虽然不是直接写牡丹花的,但在这种大环境中观赏牡丹花,白居易感到骨鲠在喉,非倾吐不可。写作《买花》一诗,到结束时,正如图穷匕首见一样,慨叹“一丛深色花,十户中人赋”。那些高官显爵看到此处,未免扫兴,或如被当头浇了凉水,却也无可奈何。

  白居易的为人处世也有他的一整套艺术,写了许多揭露权贵、批评苛政的诗,居然未被处酷刑而得以善终,在封建社会中不多见。

  他如此喜爱牡丹,写了许多观赏牡丹的诗,又通过《买花》,从另一角度为平民百姓呼吁,也是一个独特的罕见事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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